周瑞金:今后10年改革重点是社会体制

日期:2022年06月19日
       十八大之后, 中国将迎来新的十年。这是人们期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必须取得突破的十年。中国也要依靠这十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 人民期待新一代领导人不仅要有政治勇气, 还要有政治智慧和坚定的努力来谋划和实现改革目标。那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什么?我们如何确保制度变革取得成功?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著名“皇甫平”周瑞金先生近日表示, 未来十年, 他最期待的是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扫除障碍下决心改革, 以社会改革和社会改革为重点。在社会建设方面, 为下一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阶段奠定基础。近日, 《华夏时报》记者在上海番禺路一家咖啡馆采访了周先生, 请他就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说明。纠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涉及各种改革。 《华夏时报》:您最近表示, 您最期待在未来十年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 最希望中共十八大后, 新一代领导层卸任障碍, 下决心改革。 , 着力抓好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为下一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阶段奠定基础。我们可以说你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前的社会心态吗?周瑞金:不一定是全社会的心态, 而是从我个人的心情出发, 希望推动改革解决当前的问题。我有很多关于相关问题的文章。现在是时候推动达成共识, 统一到党的十八大共识就足够了。 《华夏时报》:如果改革继续下去, 有哪些“硬骨头”需要破解?周瑞金:党的十八大报告列出了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几项重要而关键的改革。中央委员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此, 李克强副总理在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上提出, 要纠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深化现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进一步改变政府权力过大、干预市场扭曲市场的局面。因此, 纠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常重要。一旦拉直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就可以防止和减少寻租机会, 政府不应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干预微观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若真要整顿或理清, 将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一是农地流转改革。这是因为最大的矛盾是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目前, 耕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 使用权属于农民。政府应将所有权归还农民, 使农民有权转让自己的土地, 并按照开发商的利益进行补偿。但现在大部分赔偿都落在了政府身上。如果把这块补偿金还给农民, 很多矛盾就可以化解, 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就可以划清了。但是, 由于地方基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很高, 又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解决问题的难度很大。我们看到, 地价由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主导, 农民得到的补偿很少。因此, 土地价格应由农民和房地产开发商直接协商。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 不仅可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也有助于平息当前频发的农村群体事件。二是国有企业垄断。在国有资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与民营资本竞争利润的现象在很多竞争领域很普遍。有高利润的地方, 比如房地产市场, 国有资本必须去。国有资产要在涉及国家安全和保障国家特殊需要的领域引导投资, 不得与民营企业争利。相关问题需要通过央企改革来解决。然后是金融体系的改革。现在金融全部由国有商业银行控制, 是市场经济让民间金融有发展空间。在这些情况下, 李克强副总理提出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特别是要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能够深入开展, 也可以减少腐败, 减少官员寻租的机会。李克强副总理提出, 改革要解决两个关系, 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回到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建立有限政府而不是全能政府, 需要推进社会制度改革。对此, 十八大已形成全党共识。改革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华夏时报》:但改革到底有多深?周瑞金:改革的共识已经形成, 习近平这次访问广东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改革的决心。现在涉及攻坚问题, 改革深水区, 硬骨头难破解。所谓硬骨头, 关键是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
       多年来, 通过市场化改革, 特别是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 改革以来资本管理经验不足, 导致贫富差距巨大, 腐败加剧。因此, 深化改革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我认为现在不可能扭转改革, 但要防止改革在现阶段停滞不前, 可能会变成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使问题更难解决。因此, 习近平在广东强调, 改革不会停止, 开放不会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担心改革会陷入停顿, 因为改革难攻克难关, 因为利益集团正处于受益的最好时机, 深化改革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 改革的倒退也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所以他们反对继续改革, 也反对改革倒退。新一届领导层明确提出要推进改革, 这种坚决果断的态度已在社会上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面对困难, 突破阻力。而今天的抵抗不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时的意识形态、社会、资本之争, 而是双方的利益博弈。因此,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
       因此, 既要有改革的政治勇气, 也要有改革的政治智慧。我想, 十八大以后的十年, 改革的重点还是在社会制度上。我曾经提出, 改革要分三部分进行。其中, 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阶段, 基本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任务。下一步要深化完善, 加强法制建设,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现在,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改革上。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大约需要 25 年。如果从2004年开始, 大概需要十年时间。也就是说, 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应该完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改革阶段。在这个阶段, 必须完成三项主要任务。一是民生建设, 从制度层面保障几大民生建设, 这是当前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 涉及六个方面。一是教育。实现教育的社会公平, 通过教育改革, 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普及教育。试图依靠希望工程来解决一些地方的普及教育问题, 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通过一些渠道, 让政府支付完成义务教育的费用。二是社会保障。 1992年, 确定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改革目标。现在, 如何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已经拖延了十多年。虽然公共服务全覆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逐步建立起来, 但首先要建立一些基本的保障体系, 包括养老、医疗等, 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竞争造成群体强而弱。团体。收入自然有差距。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 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三是就业。保障就业, 要以创业促就业, 形成公平合理的就业保障分配制度, 确保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需要不断增加居民收入。第四, 医疗。所有公民, 不分城乡, 都应享有统一的医疗保障。当前医疗费用过高的现象涉及医院改革和药品分离。五是住房。要保证人人有房住。不是说人人都有产权房,

而是要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 保证人人有房住。六是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 让人们有新鲜空气、清洁水源、保证食品卫生。社会建设中民生建设涉及的上述六大民生问题, 是当前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本届新一届领导班子首先要在这方面采取新举措, 以改革促六项民生建设。第二, 扩大中产阶级, 改变社会结构,

主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新的中国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城镇化,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操刀。现在实际城镇化率不到50%,

最多40%多一点。该市还有2亿多农民工尚未取得公民身份, 还不算真正的城市人口。使城市人口真正占到50%或60%以上, 这是这个领导班子要完成的任务。城市化增加了剩余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进一步转移, 但不一定要转移到大城市。只要向中小城镇转移, 非农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可以提高到85%~90%左右。城镇化的内涵现在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统一。这样的城市化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城市化的结果是, 中产阶级(我定义为年收入20万元左右)可以占到总人口的40%以上。这样, 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会得到一些缓解。同时, 这也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也能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三是推动形成立体结构的公民社会。这不仅是社会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 公权力的主体管理社会, 即所谓的无所不能的政府管理社会。现在人们都觉得这种管理方式很难持续下去, 如果政府管理不好, 就要动员社会力量管理。这将区分构成社会的三个构成主体。一是公共权力主体。它应该回归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 而不是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必须把政府和社会分开。这是李克强副总理所说的, 社会可以做的事情。尽量让社会去管, 政府管得少。另一个主题是社会组织。党的十七大提出, 在社会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下, 建立基本的社会自治。这些自治权的逐步扩大, 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来承担。所以, 未来政府的职业机构会越来越少, 更多的机构会交给社会。今天的各种商会、协会、慈善基金会等等, 都是所谓社会组织成长的体现。因此, 有必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规范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规范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第三个社会主体是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 主要是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这个主体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有更多的主动权, 即推动政企分开, 这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应该更多地交给企业家和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要成为营造良好社会市场环境的主体, 回归到调节经济、监督市场、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的层面。企业家可以更好地成长, 更能发挥自己创造财富的作用。如果在三元结构中, 政府管好政府管好市场如果你把市场和社会管理好, 你就会进入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中, 公民意识教育将带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等公民的角色。这为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三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 我认为, 十八大以后的新领导班子改革, 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体制改革上。我们应该对此有更好的理解。从李克强副总理近期讲话透露的信息来看, 关键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问题。我对整体改革的看法是上述三步走的改革路线图。改革需要设计, 需要找到最佳路径。 《华夏时报》: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显然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改革坚持。因此, 十八大形成的党内改革共识的落实可能会遇到问题。各种阻力, 如何消除这些阻力?周瑞金:因为这条改革路径是最温和的路径, 不会激化矛盾, 也不会对利益集团造成很大伤害。在利益博弈的现阶段, 应该尽量减少尖锐的利益冲突, 这样更有保障。那么, 为什么习近平在广东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和协调性呢?其中之一是考虑利益平衡。我提出的社会改革道路最有利于利益的协同, 不会激化矛盾。当然, 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需要逐步出台各种措施来推动改革, 以及相关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也要有基层主动性和大胆探索。我认为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先试后试的方式, 在获得当地经验后再推广。这也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例如, 通过金融改革试验, 民间金融发展可以取得成功经验;例如, 四川的城乡一体化试验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样的改革, 矛盾较少, 更容易突破阻力。 《华夏时报》: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在广东强调“系统、整体、协调”改革, “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但不是制度设计容易成为上层意志, 只有法律和尊重市场真的有出路吗?周瑞金:按照规律, 尊重市场, 这是既定原则。 “系统、整体、协调”和“统筹规划、协调推进”讨论如何上下结合, 通过大量的调研、试点, 再经过修改, 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 也就是所谓的深水区, 就是说改革往往涉及到关系的方方面面, 需要统筹协调。这不同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 先是在基层突破, 然后得到中央的认可。当时, 作为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方式, 就是发展体制外的经济力量, 给予老百姓自由。原来,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自由。改革开放后, 农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种、种什么、种什么。能放弃种田的, 就可以进行长途贩卖。这一改革过程很容易自下而上地实现。既然今天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完善, 要在耕地流转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就需要统筹协调、顶层设计、法制设计。比如, 虽然小产权房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紧张, 造福居民, 但房地产开发商强烈反对。因此, 小产权房的发展应通过法制设计明确界定。保证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不能侵占农地进行无限开发。可见, 只有规范地进行改革, 才不会乱。当然, 顶层设计之后, 很容易变成政府的意志, 被迫去执行。这种情况确实会改变。如果政府本身的行动是为了促进老百姓的利益, 改革就不会受到阻碍。例如, 官员的财产将被披露。方向确定后, 将进行改革。至于如何公开, 这需要政府顶层设计, 但这不会阻碍改革。但是, 改革总是会向前推进的, 也未必会推进。太快了。例如, 有人提出要实行旧法和新人新法, 公开官员财产。一个官员要想晋升, 就必须公开自己的财产, 否则就不能晋升。这样的财产披露制度可能对推进的阻力较小。因此, 改革方向确定后, 要听取大家的意见, 不断讨论修改, 寻找最佳路径。我们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 我们还需要底层同时,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面临着特殊的复杂性。比如公交改革十年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见改革难度很大。因此, 改革需要“系统、整体、协调”, “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否则难以推进。比如, 此前曾提出, 领导的子女不得在领导工作的地方经商。这其实对改善党风是非常有利的。毕竟领导的孩子做生意是有限制的, 总比没有限制好。相关改革应从此类限制入手。我们不能期待完美的改革, 但从这里开始, 至少新一届领导层重拾了改革的勇气。期待成立顶层设计委员会 《华夏时报》:你刚才所说的改革愿景, 客观上还是要靠“制度”来实现的。它与法律和尊重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吗?比如重庆模式, 也是靠“制度”, 几乎成功了。为什么我们整个“系统”在重庆模式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为什么很多名牌大学和名家曾经盛赞“重庆模式”, 盛赞“唱红打黑”?如何继续依靠这样的“制度”推动改革开放?周瑞金:《重庆模特》的背景比较复杂, 现在曝光的比较彻底, 但是不曝光的时候, 还是有一层保护色的。因为打黑打黑符合老百姓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的期待, 高压下的治安得到了改善。但“重庆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 这样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改革道路, 关键是从法律制度的角度, 有很多教训。这也是我们制度最大的问题:权力垄断。 “重庆模式”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尖锐: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严重程度与我们体制内一把手的集权或垄断有很大关系。目前, 高层领导难以监督。这就涉及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问题。再进一步, 就会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是执政党执政方式或领导方式的改革。我也在考虑这个。现在谈这个改革还为时过早。因此, “重庆模式”问题普遍回避, 但更多地涉及法律, 法律界非常关注。当前, 从建立法治国家的角度来探讨“重庆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至于执政党自身如何打破权力垄断,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暂时不谈。因为现在提出这一步改革, 会搞乱改革的步伐, 地方党的领导也不敢做, 很多事情也做不了。包括反贪在内, 不宜闹太大, 会显得不正常。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体制问题。像这样打击腐败太容易了, 难的是如何防止制度腐败和买卖官员, 如何防止司法腐败, 如何防止舆论腐败和不尊重公众知情权, 如何防止腐败在教育领域是的, 因为这是系统问题。因此, 要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 先缓和社会矛盾, 再进入社会体制改革, 培育公民社会, 再深入政治体制改革。 《华夏时报》:近期萨卡什维利在格鲁吉亚的改革成果引人关注:取消所有限制竞争的法规、所有国家认证标准、所有价格管制, 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影响深远, 告诉《独立报》, 英联邦领导人主动打破制度壁垒, 甚至恢复人民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种选择。你怎么看?周瑞金: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格鲁吉亚处于特殊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中, 面临着自身独特的压力。中国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它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地区差异大。它还深受长期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无法单独与越南相提并论。越南的政治改革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改革模式, 包括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 可以借鉴, 但不能照搬。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将丧失。 《华夏时报》:为什么现在改不改?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 我们的社会没有原则, 没有是非, 没有信仰, 没有思想, 只有自满的“智慧”。为什么改革不能改变?如果你还没有改变它, 只要弄清楚如果你犯了错误会发生什么;腐败还没有被造反, 所以我们先想想贪官不做怎么办。投机取巧的犬儒主义盛行, 追求正义往往被视为幼稚不成熟。你同意他吗?周瑞金:他的观点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即人情胜于法, 这是基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遗产, 干扰了中国的改革。目前, 让我们不要在政治层面改变改革。改革任重道远, 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先推动社会进步, 再真正触及权力改革, 因为这需要一定的条件, 需要在党的二十大之后触及。 《华夏时报》:近期, 恢复“体改委”的呼声甚嚣尘上。近日, 受中国社科院委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 建立利益超脱的高层改革机构, 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你同意?周瑞金:设立“改制委”这样的部门, 有一定的优势, 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推进改革。各政府部门都会根据自己的部门利益推进改革, 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改革方案必然是不完整、不完整的。需要成立一个类似“改制委员会”的部门, 特别是改革的整体设计或顶层设计。可以做专门的研究, 避免各部门的利益纠葛。期待成立这样一个致力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 比如顶层设计委员会, 它可以上级统一中央各机关意见。改革理念要灌输特色社会主义 《华夏时报》: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 首先强调依法治国, 明确治国理政理念。你怎么看?周瑞金:宪法要落实权力, 宪法强调对权力的监督, 这是宪法的重点, 但他们实际上可能达不到这种认识。有宪法但没有宪政, 这就是现实。宪政就是要限制政府, 也就是提倡社会监督。但宪法中最重要的公民权利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如果没有《政党法》、《宗教法》、《新闻法》等重要法律, 所谓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不完整的。现在领导人都表示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 离宪法又近了一步。前几天, 我在这里和几个人讨论如何实施宪政。有人提出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我要求他们反其道而行之, 实行社会主义宪政。由于特色社会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些纠缠和重叠, 我们还是要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 搞社会主义宪政。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很好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和三分之三制。今天, 应该进入社会主义宪政时期, 推进人大、政协改革。至于要改变的议会制度, 我认为不应该改变。它仍然与原始名称相同。把宪政的内容放进去就够了, 更容易被接受。 《华夏时报》:你说的是要不要突破思维的框框。不久前我采访了一位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和国家行政学院的朱立嘉教授。
       关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他提出资本主义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正义, 自由是正义的前提。社会主义认为, 没有公正的社会, 就无法实现个人自由, 所以公正是自由的前提。这当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 但朱立嘉认为, 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关键在于, 资本主义在实践中试图实现其自由价值和自由制度。因此, 社会主义也应该在实践中实践。努力实现其公正的价值观和公正的制度。周瑞金:我也提倡收敛论。去年我研究1911年革命一百周年时, 分析了世界的走向和五种政治制度的竞争: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 法西斯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失败了, 只剩下三个好的。一个是美国的改良资本主义, 一个是中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一个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三个学说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资本主义也要向社会主义学习, 两者都有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世界趋势。当然, 现在强调这个有点敏感, 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此, 仍然要坚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虽然可以说是改良的资本主义或改良的社会主义, 但两者是一回事。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定, 每个人都可以灌输他们自己的主张。改革需要小步骤和大步骤。 《华夏时报》记者:习近平近日在广东之行中表示, 要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再上新台阶”, “敢于硬骨头, 敢于涉险”。强有力的表达语气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 他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但他将如何以新的突破推动新的改革, 社会各界拭目以待。你怎么看?周瑞金:习近平近期的广东之行, 不仅是一次记忆之行, 更是一次远大志向之行。事实上, 习近平要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 继续前行。因此, 他说, 必须有新的发展, 必须用政治勇气和智慧, 在改革初期找到一条血腥的道路, 走出一条新路。现在的问题是, 在此基础上, 改革开放必须是一个新的发展, 这涉及到攻坚克难。习近平已经表达了他的愿望, 同时他带头改变了作风, 改变了过去僵化不友好的作风, 呈现出新一代领导人的作风, 即普通人的政治风格。我们已经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伟人政治、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后强人政治, 现在是普通人政治。普通人的政治可能会导致平庸的政治或后强人政治。就看他以后的行动能否形成新的韧性。所以, 这次南巡的外界评论是年轻版的邓小平。他必须有这样的作风和意志, 才能表明他敢于否定旧的, 带头实践新的。
       我觉得是勇气。抛开原有的风格, 确实需要勇气和一种政治和风格。有这样一种新的政治作风、一种精神、一种作风, 对于推进改革非常重要。 《华夏时报》:很多人期望很快就会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但如果大力推进改革, 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您如何看待它的前景?周瑞金:要靠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已经获得并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政治智慧。 《华夏时报》:有人说战略设计还有一个过程, 你怎么看?周瑞金:国家机构领导还没有完成集体交接。明年三月将举行两场会议。不要太着急。 《华夏时报》:毕竟改革环境与20年前大不相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改革宣示, 要求实行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 甚至是更大的政治开放, 并强调“空谈伤国,

实干兴邦”。那么, 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究竟是什么?周瑞金:我上面说了, 首先是民生建设, 然后是社会体制改革。这是最方便的方式, 也是最容易采取的方式。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 推进“四位一体”(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之后, 都会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 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改革, 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只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少管, 让法律更健全, 让政府以更先进的理念运作, 这也是一种政治改革。重点是社会或文化制度的改革。 《华夏时报》:抽象的“改革”已不足以重拾人们的信心。人们期待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出台新政策。未来, 中国的改革会带来怎样的新局面?周瑞金:要看新一代领导层的选择。改革的新任务, 也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改革, 仍然是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上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能够划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这些都是改革的新突破。我们不应该寄予厚望, 先小步, 小步积成大步。必须有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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